A股并购的“国家战略”转向：一场国家主导的产业“风险投资”

从去年的“国九条”、“并购六条”到近期修订出台的重组办法，标志着中国A股市场的并购活动正迎来一场深刻的转型。

这场转型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监管机构有意识的、战略性地引导上市公司，将并购重心从以往的短期套利、市值管理，转向服务于国家战略，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及硬科技）、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链整合。

这一转变，旨在提升A股市场并购活动的有效性和长期价值创造，超越过去的非理性动机驱动，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一、一场国家主导的产业“风险投资”

传统上，中国的并购市场常因对政府举措的被动响应、流动性过剩或市值管理等非理性因素所驱动。而此次政策的转向，更像是一次顶层设计的产业重构。其核心意图在于：

服务国家战略：优先支持符合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的并购活动，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确保资本流向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推动产业升级：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优化产业链布局，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将并购作为孵化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可以将国家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形象地比喻为一笔 “天量规模的风险投资”。在这场“投资”中，国家扮演了主要的战略规划者和推动者角色，而全市场尚有一些家底儿的上市公司则成为了最大的有限合伙人（LP），它们被鼓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导，将资金、技术和资源投入到国家认定的关键领域。

这种“国家风险投资”模式与市场化风险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投资收益与风险承担的主体并不统一。对国家而言，这种投资的最终目标可能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宏观层面的国家利益。但在这个过程中，直接承担投资风险和成本的，却是参与并购的上市公司及其背后的广大投资者。

这可能意味着，在部分成功案例中，国家将实现其战略目标，少数参与的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或许能享受超额收益，但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由政策引导而非完全市场逻辑驱动的投资风险。

二、核心机遇：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引导将资本和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例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并购将成为整合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加速技术商业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技术突破：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可以快速获取外部研发成果、专利技术和高端人才，补齐自身技术短板，在“卡脖子”领域实现突破，提升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

产业链韧性与安全：鼓励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有助于打通堵点、补齐断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降低对外部的依赖。

优质资产加速整合：符合国家战略的优质标的公司，将更容易获得资本青睐和政策支持，实现更快速的成长，并可能通过并购实现规模化发展。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长期来看，如果这些并购能真正产生协同效应并创造价值，将改变A股市场过度投机、重概念轻实体的现象，真正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功能。

三、潜在挑战：风险与代价的考量

“并购产能过剩”风险： 当所有资本都涌向国家战略指明的特定领域时，可能导致这些领域出现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最终形成“并购产能过剩”，加剧行业内卷，降低投资回报率。如果所有企业都扎堆并购AI芯片公司，最终可能导致大量低效并购和资产泡沫。

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政策的过度引导可能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导致非市场化的并购决策。上市公司可能会为了迎合政策而进行对上市公司本身来讲并非最优解的并购，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企业长期发展。这可能导致一些原本市场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因为符合“政策风口”而获得过多资源，而真正具有创新能力但未被“点名”的潜力公司反而可能被忽视。

高估值泡沫与并购失败风险：在政策鼓励下，符合“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标的公司估值可能被推高，形成泡沫。一旦并购后整合不力、协同效应不达预期或市场环境变化，高溢价并购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损害公司业绩和股东利益。

中小投资者风险承担不均：如前所述，在国家战略驱动下，中小投资者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议价能力，被迫承担由政策引导而产生的投资风险。如果被并购标的未能达到预期效益，损失最终可能由二级市场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承担，加剧市场波动和不公。

信息披露与道德风险：在政策红利下，部分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蹭热点”、“讲故事”的动机，通过虚假并购或高溢价并购来迎合政策，进行市值管理。这可能导致信息披露不透明，滋生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道德风险。地方政府的过度介入：在国家战略引导下，地方政府也可能出于政绩考量，过度干预或推动当地企业的并购活动，甚至提供不合理的财政补贴或土地优惠，进一步扭曲市场，加剧区域间的无序竞争。

A股并购市场的“国家战略”转向，将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竞争力以及资本市场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希望其能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引擎，而非一场消耗社会财富的“豪赌”。

四、得与失的考量：国家行为的价值准则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角看，国家的诞生与演进并非仅仅是为了统治或权力本身。其最核心、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为国民提供安全、稳定、繁荣的生活环境，并不断提升全体公民的福祉。

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所有这些国家层面的努力，最终都应当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与国际竞争力时，这种目标导向就显得尤为关键。

诚然，强大的科技实力能够带来国防安全、国际话语权和产业升级。然而，如果这些成就未能有效转化为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能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民生痛点，那么这种“强大”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其“强大”的根基也必然是不稳固的。

因此，当前国家主导的产业“风险投资”也一场对国家层面价值导向的考验，在这场巨大的投资中，国家动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引导资本流向特定领域，其得与失，将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社会公平和发展初心的价值账。

在此提供一个前车之鉴：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和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但你知道苏联是什么时候生产出第一卷手纸的吗？是1969年末，而且，其设备还是从英国购买的。这比起美国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张手纸足足晚了112年。

言归正传，如果这场“风险投资”的“得”仅仅体现在少数战略性产业的突破、少数企业的巨额利润、甚至仅仅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其“失”却表现为大量社会资源的低效使用、部分市场主体的非理性投机、以及最根本的，中小投资者乃至普通民众福祉的受损（如过度投资可能导致的资产泡沫破裂，或资源错配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进而影响就业与收入），那么这场“投资”的价值就很值得商榷了。这在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的当下，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思。

附：个人对未来并购市场的展望

未来的A股并购市场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硬科技”与“新质生产力”成为并购核心：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将成为并购的热点，具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将是上市公司跨界并购，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的主要标的。

产业链整合加速：为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同行企业、上下游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将更加频繁，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重组简易审核程序将为此提供助力，提升整合效率。

并购估值体系重塑：传统的估值方法可能需要结合国家战略、技术壁垒、产业协同等非财务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股份分期支付等更加灵活的支付方式将为估值体系的重塑发挥积极作用。

监管持续强化：监管机构很可能通过窗口指导或标杆案例的方式进一步细化并购审核标准，以防止“炒壳”（筛选有些家底的上市公司）、“蹭热点”（鉴别产业方向），确保并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可能出台更多细化政策，以引导资金流向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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